Ｃａｒｔｉｅｒ

    魯伯特說：“２０ 世紀 ９０ 年代，我們的公司就像站在電梯里——就是站著不動，也會一直向上升。但后來，我們沒能及時應對經濟不景氣、恐怖襲擊和ＳＡＲＳ 流行對奢侈品行業帶來的影響，公司開始處于不利的局面。”

    或許是由于魯伯特大部分時間都在南非，遠離日內瓦歷峰集團總部和巴黎卡地亞辦公室，他根本沒有注意到公司運營成本膨脹到了什么程度，直到集團因嚴重缺乏現金，被迫貸款支付當年股息，魯伯特這才如夢初醒。他說，“如果那時的當務之急不是去當 ＣＥＯ，那我就真不知道什么是當務之急了。”

    ２００２ 年秋，魯伯特出任 ＣＥＯ，這時候的公司已經問題成堆：他們在倫敦、巴黎設有運營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，在日內瓦有四處辦公地點，固定成本很高，運營成本失控；他們沒有采用 ＩＴ 技術，也沒有零售運營，負責多個品牌的分銷商會把那些賣得不好的品牌丟在一邊不管；歷峰集團沒什么低端的奢侈品，也沒有香檳、手包之類的“軟貨”，這使它在經濟衰退時處于不利地位。

    缺乏創造力和創新，帶來的危害甚至更大。２００２ 年，歷峰只有 １３％ 的銷售額來自新產品，比此前兩年下降了 ２２％。以卡地亞手表為例，它的顧客主要是女性，但它五年都沒有推出一款新式女表；珠寶占卡地亞業務的一半比例，但也已經三年沒有拿出任何新系列了。卡地亞占據著歷峰銷售額的一半、營業利潤的四分之三以上，它出了問題，整個集團都被拖著下滑。

    歷峰集團內的文化差異，也讓這一切更加棘手。它的總部在瑞士，萬寶龍在德國，登喜路在英國，卡地亞在法國，而對它控股的人幾乎不會說法語，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南非。“我真的就像空中交通管制員，得竭力避免那些我行我素的家伙撞到一起，”魯伯特說，“我就是住院精神病的醫生，因為在奢侈品行業，搞創造人的可能會帶有……嗯，創造性。”